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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标硕望领袖群贤:刘伯明的事功与影响
发布时间:2022-08-23       

  1923年11月24日,刘伯明因脑膜炎去世后,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《学衡》第26期上撰写了《刘伯明先生事略》。九年后,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、张其昀、缪凤林、倪尚达主编的《国风半月刊》第9期(1932年11月24日)为刘伯明出版了纪念专号。主要悼念文章有《悼先夫伯明先生》(刘芬资)、《悼先兄伯明先生》(刘经邦)、《九年后之回忆》(梅光迪)、《忆刘师伯明》(胡焕庸)、《中国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》(胡先骕)、《学风——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》(刘国钧)、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跋》(汤用彤)、《刘先生论西洋文化》(缪凤林)、《教育家之精神修养》(张其昀)、《刘伯明先生逝世纪念日》(张其昀)、《刘伯明先生事略》(郭秉文)。其中《九年后之回忆》是远在美国教书的梅光迪专门为好友写的纪念文章。

  从多位友人的回忆、纪念文章中,可以感受到刘伯明的人格魅力和学识,以及他作为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灵魂人物的身影。当然,在纪念文章中,朋友们多隐讳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而正直的梅光迪则敢直言当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过失,并为好友鸣不平。梅光迪说:“余于民九年之夏,以伯明之招来京。其时学校犹称高等师范,旋改称东南大学,伯明规划之力居多,而其在校之权威亦日起,以文理科主任而兼校长办公处副主任。校长办公处副主任,滑稽之名称也。日惟局守办公室,校中日常事务,萃于一身,而略关重要者,则须仰承逍遥沪滨某校长[按:此指郭秉文。郭此时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和商务印书馆股东,故长住上海]之意旨,而不敢自主。故任劳任怨,心力交瘁,有副校长之勤苦,而副校长之名与实,皆未尝居。迨学校局面扩大,思想复杂,而内部之暗争以起。民十一年,《学衡》杂志出世,主其事者,为校中少数倔强不驯之份子,而伯明为之魁,自是对内对外,皆难应付如意,而其处境益苦矣。”“其有所掣肘,无完全自主之权。”

  刘伯明名经庶,字伯明,1887年生,南京人。从南京汇文书院毕业后,刘伯明留学日本,任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干事,与章太炎及同盟会成员均有交往。一度师从章太炎学习“说文”及“诸子”,故国学有较好的根基。辛亥革命以后,步入官场的同盟会朋友劝刘伯明到外交界供职,刘伯明拒绝了,他选择到美国继续留学。刘伯明入西北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和教育学。在西北大学的四年间,刘伯明每年暑假都要到附近的大学听课。1913年暑假,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学转学到西北大学时,刘伯明正好到附近的芝加哥大学“暑假学校”学习希腊文、梵文。秋天开学,梅、刘得以相识,并成为朋友。梅光迪说:“来年暑假,余访伯明于芝加哥大学,则蛰居斗室,终日习德意志文。酷暑之中,使人心绪烦懑,坐立不宁,少年尤然,余见伯明之静坐读书,意态萧然,犹一服清凉散也。”

  刘伯明在西北大学有三年得奖学金,他省吃俭用,而“室中哲学书籍,几夺去其桌椅床榻之地,除上课外,终日枯坐一室。在普通轻浮好动之美国人视之,似一东亚病夫之现身。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”。刘伯明的哲学导师为劳卫尔,师生两人的学术品性十分相似。刘伯明的硕士论文是《华人心志论》,博士论文为《老子哲学研究》。这些学位论文虽是研究中国文化,但他对西洋文化的渊源也十分用心,对希腊文化精神中崇尚理智、美感和希伯来文化精神中崇尚宗教、道德的学说精髓也有精当的了解。这是他回国后在大学讲授西洋哲学的文化基础和学术功力所在。

  刘伯明归国后,原汇文书院已于1910年改制为金陵大学。金陵大学校长包文聘他为国文部主任。同时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延揽他为伦理学、哲学、语言学教授。1919年,郭秉文任南京高师校长后,刘伯明辞去金陵大学的教职,改任南京高师训育主任及文理科主任。1921年,南京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后,于校中设校长办公处,刘伯明为副主任兼文理科主任、行政委员会主任、介绍部主任、哲学教授。形成了郭秉文理外(与政府的官员周旋、应酬,以求经费和发展),刘伯明主内的局面。刘伯明自然也就成了东南大学的“魁宿”。所以有张其昀的“全校主要负责者是刘伯明先生”和“隐然为全校重心所寄”之说。

  教学、著作和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压力,使刘伯明患胃病和失眠症。1923年暑假,他在酷暑中主持“暑期学校”,初秋又到湖南讲学。超负荷的工作,极度的劳累,使他原本消瘦的身体,积劳成疾,11月24日因脑膜炎不治身亡。

  刘伯明使东南大学从多个方面走上了大学的轨道,同时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,群聚了一批学界精英,并领袖群贤,促成《学衡》杂志的创办。由于他的道德、学问受人敬重,因此也就赢得了“南雍祭酒,纯粹君子”的殊誉。张其昀在《“南高”之精神》一文中说刘伯明对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的影响最大。他说:“作者求学时期亦可谓南高之全盛时代。本篇想要说明南高所给予我们,究竟是些什么?若舍枝叶而求根本,便是南高的精神,而不限于某部某科。当年‘高标硕望,领袖群贤’的人物,是哲学教授刘伯明先生。”具体的如南高学生陈训慈所说:“刘师于传授知识之外,独重人格之感化。实际主持校务,为全校重心所寄,综一生精力,悉瘁于南高之充实与扩展。倡导学风,针砭时局,尤为时论所推重。”

  刘伯明为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留下了四种精神遗产:学者之精神、学校之精神、自治之精神、自强之精神。其中他提倡的“学者之精神,应注重自得”,注意潜修,深自韬晦,以待学问之成。树立节操,不可同流合污。他所谓的“学校之精神”的实质,是要求学校的性质应与公民之精神相同,“即对于地方之历史现状,有自负之精神是也”。他强调的“自治之精神”,就是国人自觉地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。“自强之精神”是对人格、品性和仪表的要求,除个人基本的自信、判断能力、庄重、温良外,还要求仪表堂堂正正。这是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,也是一个大学应具有的综合的精神空间。

  同时,刘伯明对教育问题,最具有批评的精神。他尤其反对狭义的“职业主义”,对计功求效,缺乏人性人情的机械生活,深表不满。认为这样一来人的精神世界就会枯萎,实用的机械主义会使人失去自主独立的精神。张其昀特别强调说,刘伯明这是“力持人文主义,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”。

  在东南大学,刘伯明撑起一片蓝天,同时,他又是一棵可以让凤凰栖身的梧桐。刘伯明去世,让许多人痛心疾首,东南大学也失去了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最务实的领导人,《学衡》在东南大学的实际力量也自动瓦解。

  《学衡》是反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。刘伯明去世后,胡适送来“鞠躬尽瘁而死,肝胆照人如生”的挽联以表达对朋友的敬意和哀悼。《学衡》灵魂人物吴宓有一特长的挽联:

  以道德入政治,先目的后定方法。不违吾素,允称端人。几载绾学校中枢,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。开诚心,布公道,纳忠谏,务远图。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,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。世路多崎岖,何至厄才若是。固知成仁者必无憾,君获安乐,搔首叩天道茫茫。痛当前,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。

  合学问与事功,有理想并期实行。强为所难,斯真苦志。平居念天下安危,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。辟瞽说,放淫辞,正民彝,固邦本。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,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。大业初发轫,遽尔撒手独归。虽云后死者皆有责,我愧疏庸,忍泪对钟山兀兀。问今后,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。

  郭秉文认为刘伯明是“外和而内严,意有不可,力持不为群说所动。其在学校,谆谆教学者以植身行己,树立节操,不可同流合污。学者化其人格,多心悦诚服”。

  梅光迪认为回忆刘伯明的意义在于张扬他那种“以其学术与事功合一”,“以其实行人格化之教育”的美德和人格力量。同时,作为挚友,梅光迪也毫不保留地指出刘伯明的缺点。

  作为学生的张其昀在文章中说:南高时代,常有全体师生集会,以为精神上陶冶,其地点即在今日的我校最大的教室——纪念老师的伯明堂。刘先生每次演说,必纵论学风。他强调古来学风,最重节操,大师宿儒,其立身行己,靡不措意以斯。他特别看重的是修养与学风的关系。他说:“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,一切权威,应基于学问道德。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,然亦应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,以定其价值之高下。”东南大学改制后的数年之间,校长郭秉文先生奔走不遑,而刘先生为全校重心所寄。上溯江源,下穷岭海,四方学子,闻风来集,皆信服刘先生之精神,而相与优游浸渍于其间。“愿得观贤人之光耀,闻一言以自壮”。而先生以劳瘁逝世,学校遽失重心。

  张其昀同时指出:自南京高师成立以来,北大、南高隐然为中国高等教育之两大重镇。时人有北大重革新,南高重保守之语,其说盖起于胡适之,刘先生尝闻此言,根本上加以否定。先生谓真正之学者,当有自由之心。“吾人生于科学昌明之世,苟冀为学者,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。所谓科学精神: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,凡搜集证据,考核事实皆是也。唯真是求,故其心最自由,不主故常。盖所谓自由之心,实古今新理发现之条件也。”因此,张其昀进一步强调:“大学教授的责任有两种:一是学术的传授;一是人格的感化。”

  原东南大学哲学教授,此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回忆说:“刘伯明先生以恕待人,以诚持己。日常以敦品励行教学者,不屑以诡异新奇之论,繁芜琐细之言,骇俗以自眩。居恒谈希腊文化,并曾释老子。盖实有得于中正清净之真谛者,用是未尝齿及考证。一日忽以《四十二章经》版本之原委相询。”因此他特作《四十二章经》跋来纪念刘先生。

  缪凤林跟随刘伯明最为密切,并为老师的讲义整理者,他在《刘先生论西洋文化》一文中说:“先生于西方文化,惟取其对于人生有永久之贡献,而又足以补吾之缺者。与时人主以浅薄之西化代替中国文化者迥异。”他是试图将雅典市民自由贡献之共和精神,希腊学者穷理致知、不计功利之科学精神,基督教之仁博之爱,及中国文化之人道人伦之精髓,和力求融和无间之态度,拿来用于满足人类最高意欲之要求,而又可以相互调和,相互补救。

  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(衡如)在回顾刘伯明论学风的文章后指出:思想的混乱和浅薄恐怕是现在学风的最大缺点。医治这种毛病,自然最好莫过于论理的思想,科学的方法,和养成对于无论什么事都要求充足证据的习惯。“我们注重知识的增进,但我们更注意人格的修养”。有理想和适当的方法,同时更需要坚毅不拔的精神。总之,要使国家能重兴,民族能得救,必定要从养成诚朴笃实、艰苦卓绝的学风起步。

  植物学家胡先骕,以他特有的人文情怀,借纪念刘伯明写了《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运动》,并力主孔子学说。最后他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要图,为一种较五四运动更新而与之南辕北辙的新文化运动。要想弘扬和维护我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的精神,必须身体力行和发扬光大孔子学说。

  刘伯明的实际影响,不只是在东南大学和将《学衡》引为同调的文化保守势力当中。新文化的领袖人物胡适敬重他,周作人也注意到他的一些言论。周作人曾对他发表在《学衡》第2期上的《再论学者之精神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。在1922年3月12日《晨报副镌》上发表的评介赵元任翻译加乐尔的《阿丽思漫游奇境记》一文中特别提到刘伯明。周作人说:“刘伯明先生在《学衡》第二期上攻击毫无人性人情的‘化学化’的学者,我很是同意。我相信对于精神的中毒,空想——体会与同情之母——的文学正是一服对症的解药。”

  由于忙于校务,刘伯明并没有写出有分量学术专著,刘伯明的简明哲学著作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。其中两册都是讲义,由他的学生缪凤林记录整理,先在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和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上连载一部分。《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》、《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》和他翻译杜威的《思维术》被列入“新文化丛书”。其中《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》、《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》署名为刘伯明讲,缪凤林述。刘伯明散见于报刊的多篇文章未能收集刊印,如1919年11月5日《太平洋》第2卷第1号上的《人生观》就不曾为“学衡派”同人或刘氏门生提及。他在文中强调“健全之人生观,必基本于精神之我,有精神之我,而后有个性有人格之可言。欲发展个性,必以一己之精神,贯注于人群,而后其精神滔滔汩汩,长流于人间,永不止息,随社会上进化而俱长。此之所谓自我实现,此之谓化小我为大我,此之谓灵魂不灭”。此说与胡适之说是一致的。另有《东西洋人生观之比较》,刊1920年6月4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。《文学之要素》、《关于美之几种学说》,分别刊《学艺》第2卷第2、8号。

  (本文摘自沈卫威著《“学衡派”谱系:历史与叙事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5年版。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,原文注释从略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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